在近年来的创投叙事中，有一个频繁被提及的关键节点，即2021年的美元流动性泛滥——这被视为一场灾难。

当前普遍的共识是，美元大规模放水直接导致一级市场在那段时期沦为投机者的乐园，热钱横行，估值被抬至虚高。这不仅让大批风险投资基金在高位被套牢，也催生了一大堆名不副实的“伪独角兽”。短期后果是2022年至2023年间的资本寒冬，流动性几近枯竭。长期来看，这批伪独角兽要么估值腰斩以求自保，要么直接走向破产清算，让众多投资人的押注瞬间化为乌有。

然而，即使是最悲观的观察者也难以预料，大放水时代留下的“后遗症”，竟能持续到2026年下半年——这个本已被AI叙事重新点燃希望的时间点。

近日，科技公司Bending Spoons宣布，计划以约13.6亿美元的企业价值收购远程协作平台Miro。考虑到Miro持有的约4.35亿美元净现金，这笔交易对应的Miro股权价值约为17.9亿美元。

而Miro正是大放水时代涌现出的“估值虚高独角兽”的典型代表，其2022年1月完成的C轮融资估值曾高达175亿美元（约合人民币1170亿元）。

17.9亿美元的股权价值，仅为C轮估值的十分之一。短短4年间，估值暴跌90%，曾被视为超级独角兽，如今“超级”二字已不复存在，仅剩“独角兽”之名。

“云时代”的产物

先来简单介绍一下Miro。

严格来说，将Miro与那些诞生于大放水时代、带有鲜明投机特征的“伪独角兽”相提并论，多少有些不公平。毕竟，他们确实是一支专注于产品打磨的团队，早在2012年核心团队就已开发出产品原型。两位创始人安德雷·库西德（Andrey Khusid）和奥莱格·沙尔丁（Oleg Shardin）也并非职业创业者。

在创立Miro之前，他们共同经营着一家在业内小有名气的设计公司Vitamin Group，主营业务集中在网站和APP设计。之所以创办Miro，是因为随着Vitamin Group影响力扩大，慕名而来的客户越来越多，其中大部分是外地客户，沟通需求细节变得极为繁琐。也就是说，2012年，库西德和沙尔丁是带着真实的产业洞察而决定创业的。Miro最初的名字也透露了其深厚的产业基因——RealtimeBoard，一个用于远程协作的实时画板。

（Miro的产品界面，来源：Miro官网）

但说Miro是大放水时代的既得利益者，也毫不为过。

2012年初代产品上线后，Miro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“小而美”的状态，定位非常简单：只是帮助设计师与客户对齐需求的工具。就连库西德在多年后的采访中也承认，最初Miro甚至没打算做一款独立产品，他们的目标是“将支持云协作的实时画板嵌入到浏览器里”。在这种佛系定位下，Miro直到2017年前后才完成了公司化运营后的首轮融资，金额仅为130万美元，投资方也名不见经传，是一家名为Altair Capital的小型机构。

2018年11月，Miro才算是正式进入硅谷视野。这一年，硅谷知名风投Accel领投了Miro的A轮融资，总规模为2500万美元。此时，在种子轮资金的帮助下，Miro已初步完成市场拓展，拥有200万用户和约8000个企业级用户，其中包括Netflix、Twitter、Hubspot、Airbnb等知名公司。但直到此时，Miro团队仍保守地将定位锚定在“支持远程协作的实时画板”上。

然而，2020年，上帝猛踩了一脚油门。

那年春天，疫情席卷全球，人们不得不减少接触，但生活仍需继续，怎么办？“远程协作”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激增。据知名研究咨询公司高德纳（Gartner）统计，2019年全球仅有27%的白领有远程办公需求——这里的远程办公指一周内至少有一天在公司以外的场所（无论是家中、客户公司还是路上）办公——到2020年底，这一比例暴涨至51%，其中地广人稀的美国更是遥遥领先，比例达到53%。

Miro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成了香饽饽。2020年4月，Miro完成了B轮融资，规模达5000万美元。投资方除老股东Accel外，还吸引了另一家硅谷活跃风投Iconiq，此外NBA球星斯蒂芬·库里也以超级天使身份参与投资。可以说，这是Miro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成为“明星项目”，Miro的野心也从此时开始活跃起来。

在B轮融资的新闻稿中，所有财经媒体对Miro的描述已不再提及“画板”字样，指出Miro并非“Zoom或Microsoft Teams”那种“用于协作的轻量级插件”，而更像一个平台，是“许多不同办公工具的集成平台”。库西德的说法在此刻也发生了微妙转变，他说“从一开始，我们的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实时协作平台，而平台的概念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希望人们能在我们的产品基础上进行开发”。

从短期数据来看，这样的转变无疑是正确的。2018年底仅有200万用户、8000个付费用户的Miro，到2020年4月已跃升至500万用户、超过20000个付费用户。但一家公司的命运，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，也要充分理解历史进程。

2022年1月，Miro完成了C轮融资，融资金额高达4亿美元，是此前所有累计融资金额的5倍多。估值暴涨更为夸张，C轮融资中Miro的估值达到175亿美元（约合人民币1170亿元），而根据Pitchbook收录的数据显示，B轮融资中Miro的估值仅为7.5亿美元（约合人民币50亿元），不到2年时间暴涨了23倍。

当然，Miro的业务增长也处于暴涨状态。根据C轮时的报告，Miro在2022年初已拥有3000万用户，世界100强企业几乎全是其客户，其中20家世界100强企业与Miro签订了100万美元以上的年度合同。

但具体到营收上，2021年Miro的营收为3亿美元，这意味着175亿美元的估值达到营收的58倍。

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性算账的结果。而且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Miro也积极配合资本市场的节奏，选择了同步扩张。在C轮融资前的12个月里，Miro将员工规模扩大了一倍，人数超过千人。他们还在柏林、慕尼黑、东京、伦敦等11座城市开设了分公司，将自身变成了一家物理意义上的“全球公司”。库西德自豪地表示，这是为了“努力满足市场需求，力求让每一位客户都拥有良好的体验”，并将这一战略称为“一边飞一边造飞机”。

C轮融资后，为了实现“平台”愿景，他们也开启了并购之路。例如2022年6月，他们花费约2.5亿美元到3亿美元，收购了视频协作平台Around，试图与Zoom直接竞争。

除此之外，其他疯狂扩张的行为还包括：在C轮融资前，他们将阿姆斯特丹的全球总部搬进了一栋面积为32496平方英尺（约3018.98平方米）的大楼里。虽然面积不大，但这栋楼是阿姆斯特丹政府认证的历史地标之一，始建于1920年代，是知名建筑师、阿姆斯特丹学派的代表之一皮特·卢卡斯·马内特（Pieter Lucas Marnette）的作品，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著名的斯塔德豪德斯大道唯一直接临水的大楼。

姑且勉强预估一下其价值。

（来源：当地的物业广告）

总之，这样的扩张速度显然是全力押注“明天会更好”这一情绪，基本没给自己留多少后路，更不用说应对2022年下半年GPT时刻的冲击了。

2022年下半年，随着疫情减弱、放水结束、GPT时刻到来、Figma和Canva等新型工具崛起等一系列因素影响，这些云时代的受益者迅速陷入困境。在二级市场上，Zoom、Asana、Monday.com这三家曾轰动一时的独角兽，市盈率从巅峰时期的119倍、89倍、84倍，暴跌至2023年9月的3.3倍、5.2倍、8.5倍。

Miro自然也无法幸免。2023年2月开始，Miro便启动裁员并缩减不必要的运营支出。在公开信中，担任CEO的库西德坦承公司在一个“特殊时期”进行了大规模扩张，而现在需要“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相适应”。2024年，Miro再次裁员，裁员比例达到18%。

至今，Miro的数据已基本横盘在1亿总用户、400万付费用户的水平。根据收购方Bending Spoons公布的数据，目前Miro的ARR（年化经常性收入）约为6亿美元，其中90%来自企业级客户。按此数据计算，Bending Spoons的收购价格13.6亿美元，仅相当于ARR的2.3倍。

软件业的“普罗米修斯计划”

如果说Miro是研究大放水时代的优秀样本，那么买方Bending Spoons大概率将是未来研究2026年的优秀样本。

别看开头我用“科技公司”来形容Bending Spoons，那是因为我实在有些词穷。我在《7000亿，贝索斯募了一只“捡尸基金”》中曾提到，人工智能的崛起不仅仅是提高效率那么简单，我们过往熟悉的生产流程、产业结构都将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被重构——这带来了长期进步的可能性，但短期内必然导致的结果是，出现大量身处时代淘汰边缘、无法确定转型方向的企业。

贝索斯因此组建了一支名为“普罗米修斯计划”的7000亿基金，打算在这种困境中寻找机会，主要业务是收购那些被人工智能严重冲击的传统制造业企业，利用人工智能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，使其重获新生。而Bending Spoons，则大致可视为软件业的“普罗米修斯计划”。

Bending Spoons成立于2013年，来自意大利，主要业务是收购那些“老旧软件公司”，然后通过各种改造和赋能帮助它们恢复增长。目前收购的知名软件公司包括AOL、Eventbrite、Vimeo。其中最经典的案例有两个：一个是Evernote（印象笔记国际版），2023年收购时Evernote已连续多年亏损，运营两年后的2025年收入较2023年增长约30%，平均每名活跃用户收入提高150%。另一个经典案例是修图软件Remini，根据Bending Spoons公布的数据，收购五年以来，月活用户增长超过5倍、收入超过9倍、用户平均收入提高约50%。

更厉害的是，贝索斯的计划是通过“人工智能”让老旧企业起死回生，而Bending Spoons虽然也会结合AI进行改造，但AI只是整个操作中最普通的一环。严格来说，他们的改造思路甚至与技术无关，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：一支规模小、自主性强的顶尖人才团队，永远会胜过臃肿的组织。

在一档播客节目中，Bending Spoons的创始人之一弗朗西斯科·帕拉内罗（Francesco Patarnello）曾分享过他们收购标的的三个筛选标准：第一，看自己的平台能否给目标公司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——比如帮助吸引人才、将数据转化为洞察，或带来新用户；第二，看收入规模是否足够大——公司宁可每年少做几笔、但每笔越来越大，也不愿派一支50人的团队去折腾一家年收入仅2000万美元的公司；第三，看收入是否可预测——注意，不是看增长快不快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，Bending Spoons成为今年的现象级话题之一。今年7月3日，Bending Spoons在纳斯达克完成IPO，市值最高达到250亿美元（约合人民币1677亿元）。当时20VC做了一期节目，盛赞Bending Spoons是一场标志性的“反人工智能IPO”，因为这家公司本质上是一“堆二十年历史的软件资产”。在此前提下，Bending Spoons顺利上市且股价大涨，证明了AI并非运营增长的唯一途径，通过“稍微改进产品、改善体验、重新定价”，完全有机会“将原本低增长资产包装成高增长组合”。

这样看来，Bending Spoons对Miro的收购就非常值得期待了，因为很少有公司比Miro更适合诠释传统软件开发思路在AI时代的困境，Bending Spoons的整个抢救过程充满象征意义。至少，这是作为“弱者”的人类，在巨大技术冲击面前，去证明自己确实拥有一种技术无法取代的“独特能力”，人性依然“主导进步”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投中网”，作者：蒲凡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